第二十一章 破土 (第1/2页)
　　
　　光绪十八年，公元1893年，暮春。烟台东郊。
　　
　　张振勋站在一片荒坡上，手里攥着一卷地契，脚下是齐腰深的野草和碎石。海风从南面吹过来，把草浪压低了又放开，起起伏伏的，像一整片正在呼吸的绿海。远处有几个当地的农人蹲在地头看热闹，抽着旱烟，烟袋锅子上的火星在日光里忽明忽灭。
　　
　　老汤气喘吁吁地从坡下爬上来，手里举着一张纸：“掌柜的，西山那边的契也办妥了。连东山一起，总共九百八十亩，都在您名下了。“他跑到近前，弯着腰喘了半天，才直起身来四下一望，脸上浮现出一种复杂的神情——既是高兴，又有些困惑。
　　
　　放眼望去，除了草、石头和远处几棵歪脖子松树，什么都没有。九百八十亩荒地，一眼望不到头，可一眼也望不见任何能算作“产出“的东西。
　　
　　“掌柜的，九百八十亩……您真打算全种上葡萄？那得多少根藤，多少人手，多少年才能——“
　　
　　“多少年都得种。“张振勋蹲下身，顺手拔了一把脚下的草，捏了捏根部的土，又放下来，拍干净手上的泥。“这面坡朝南，从日出晒到日落，冬天不冻根，夏天不涝水。我在欧洲看过的那些好园子，都是这样的坡。藤种下去，头三年看不见什么，可根在地底下，一天都没闲着。“
　　
　　他把地契折好收进怀里，转身朝坡下走去。走了几步又停下来，回头看了一看。夕阳正从西边照过来，把整面山坡染成一片暖融融的金色，那些野草的轮廓在逆光里镀了一层毛茸茸的光边，风吹过时，整面坡像一片流动的缎子。
　　
　　“老汤，“他说，“你看见那块地了吗？“
　　
　　“看见了。全是草。“
　　
　　“草底下有土。土底下有石头。石头底下——“张振勋顿了顿，没有再说下去。他把目光收回来，望向更远处，海岸线的方向，几艘帆船正在暮色里缓缓归港。
　　
　　“明天开始招人。先从开荒做起。“
　　
　　开荒的头一个月，没人愿意来。
　　
　　烟台东郊的农人种了一辈子的庄稼，麦子、玉米、花生、苹果——哪一样不是下了种子当年就能见着收成？张振勋的工头挨家挨户地敲门：“过来干活吧，一天三十文，管一顿饭。
　　
　　“人家问：“干什么活？“
　　
　　“开荒、挖沟、垒石头。“
　　
　　人家又问：“开了荒种什么？“
　　
　　“种葡萄。“
　　
　　“葡萄是什么？“
　　
　　“一种水果，圆的，一串一串的，能酿酒。“
　　
　　“酿酒？那玩意儿能吃吗？“
　　
　　门就关上了。
　　
　　老汤急得嘴上起了泡，回来跟张振勋抱怨：“掌柜的，他们不认。说种葡萄不如种花生，花生还能榨油卖钱。葡萄那东西他们听都没听过，说您八成是上了洋人的当。“
　　
　　张振勋正在工棚里看图纸，头也没抬。“那就不招当地人。回大埔，从老家招人来。“
　　
　　老汤愣了一下：“回大埔？千里迢迢的，路费、工钱、吃住——“
　　
　　“客家人会垒石头、会砌墙、会挖窑洞。我小时候在大埔山里住过，那地方的土楼，几百年不塌，比什么洋人的水泥房子都结实。我们的酒窖要往地下挖，要恒温恒湿，要撑得住几百年的重量——这事儿，得让客家人来做。“
　　
　　张振勋把图纸放下，抬起头来，“让张应郎和黄阿福带人回一趟大埔。找那些会砌拱券的石匠，一家一家地请。告诉他们，我张振勋在烟台办酒厂，管吃管住管来回盘缠，工钱比本地高一倍。“
　　
　　老汤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可看见张振勋的眼神，又把话咽了回去。“好，我这就发电报。“
　　
　　两个月后，从广东大埔来了三十二个石匠和泥水匠，都是张家同村同族的人。他们坐了二十多天的船，先到汕头，再到上海，再从上海转船到烟台。下船的时候人人都是一脸倦色，可看见张振勋亲自在码头上等他们，领头的老石匠——张振勋喊他“阿丙叔“，六十多了，花白胡子，背微微佝偻着——走过来拍了一下张振勋的肩膀，用客家话骂了一句：“振勋啊振勋，你这小子，把我们折腾到这犄角旮旯来，做甚子名堂？“
　　
　　张振勋笑了，用客家话回他：“阿丙叔，我要在这地底下挖一座大窖，藏酒的。拱顶的，石头垒的，七米深，还要恒温的。你们在老家怎么垒土楼，就在这儿怎么垒。钱不是问题，活儿要精细。“
　　
　　阿丙叔眯着眼看了看远处那片荒坡，又看了看张振勋。“七米深的窖？你当是挖坟呢？“
　　
　　“比坟结实。“张振勋说，“这窖要顶三百年。“
　　
　　阿丙叔把随身的工具袋往肩上掂了掂，又把身旁一个看上去还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推到张振勋面前，说“这是张成卿，我的儿子，这活，你说了算！”
　　
　　1894年，春末。
　　
　　春末的早晨，阳光透过军机大臣、户部尚书翁同龢所题的“张裕酿酒公司”牌匾照进了东山坡上，那里站了五六十个人——三十二个客家石匠，十来个从南洋带来的老伙计，朱月芝，大儿子张应郎，二儿子张彬郎，黄阿福、老汤、园艺师施密特，还有几个从周围村子里凑来的杂工，犹犹豫豫地站在人群外面，手里攥着铁锹，不知道该往哪里挖。
　　
　　张振勋站在人群正中，面前是一块用石灰画好的长方形地界，长宽各三丈，那是酒窖入口的位置，他要造的不是一个普通的酒窖。他在欧洲看到的那些酒窖大都建在地下，深三五米，拱顶石砌，常年恒温恒湿，冬暖夏凉，是葡萄酒陈年的最佳场所。烟台的气候春秋温和，但夏天有湿热、冬天有干冷，地上温度起伏太大，葡萄酒要想陈出好味道，必须有一个稳定而深幽的地下空间。所以整个酒窖的位置靠近海边，深处低于海平面，光设计就用了大半年时间。
　　
　　酒窖地上入口位置的四角插了四面小旗，红旗、黄旗、蓝旗、白旗，是他从巴达维亚带回来的，插在南洋的码头上是给船指路的，插在烟台的山坡上，是给土地看的。
　　
　　他举起镐头，高高地抡过头顶，然后用力砸下去。镐头扎进土里，发出一声沉钝的闷响。土是砂质的，不算硬，可底下有碎石，镐头碰上去擦出一串火星。他拔出来，又砸了第二下，第三下。三下之后他把镐头递给旁边的阿丙叔，拍了拍手上的土，朝众人说了一句：
　　
　　“开工。“
　　
　　那一天，坡上响起了铁镐敲击石头的声音、铁锹铲土的声响、号子声、吆喝声，混在一起，从清晨一直响到日头落山。收工的时候，地上已经挖出了一个半人深的方形基坑，坑底堆着挖出来的碎石和草根，坑边的土垒了两尺高的堆。张振勋蹲在坑沿上往下看，夕阳正好沉到坑口的位置，把坑底的碎石照得血红。
　　
　　他看了很久。这片地，从他第一次站在码头上望见它，到今天第一镐头落下去，中间隔了将近两年。那些在欧洲翻过的书、在北风里蹲过的葡萄园、在法国领事馆咽下的那口气、在天津候客厅里冷掉的茶——如今都落进这方浅浅的土坑里了，变成镐头带出的碎石和泥土，实实在在的，不虚不浮的。
　　
　　“掌柜的，“老汤从坑边探头下来，“该回去了。天快黑了。“
　　
　　张振勋站起来，拍了拍膝盖上的土。“你先回。我再站一会儿。“
　　
　　老汤走了。坡上安静下来，只剩晚风、虫鸣和他自己的呼吸声。他站在坑边上，看着脚下的泥土，忽然觉得这片地像个正在被翻开的账本，每一页都是空白的，等着他往上面写字。那字会是葡萄藤的样子、酒窖的样子、酒瓶上标签的样子——可他此刻还看不见那些字的全貌，只看见第一笔已经划下去了。
　　
　　他蹲下来，从坑边捡了一块碎石，在手里掂了掂。石头很沉，棱角分明，是石灰岩的碎块。他用拇指摩挲着石头的表面，粗糙而坚实。
　　
　　“三百年。“他轻声说了一句，像在对脚下的土地说话，又像在对那些还没被种下去的藤说话。“你等我三百年。我等你一季一季地长。“
　　
　　他把石头放回坑里，转身朝坡下走去。身后那方基坑在暮色里渐渐暗下去，像个初具雏形的梦，等着被时间一点一点填满。
　　
　　施工到第二个月，当地来了几个看热闹的官员。
　　
　　带头的是一位候补知县姓赵，三十来岁，白净脸皮，穿着一件簇新的天青色官袍，袖口卷着，手里摇着一把折扇，站在坡下仰着头往上看。他看了一会儿，扭头跟身边的人说了句什么，几个人便笑了一笑。那笑声顺着坡面传上来，不大，可够刺耳。
　　
　　张振勋正在工地上查看石料，听见笑声抬起头来，看见坡下那几顶青纱小帽，便放下手里的石头，拍拍手上的灰，走了下去。走到近前，拱了拱手：“赵大人，有何见教？“
　　
　　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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