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十二章 根 (第2/2页)
　　
　　张振勋的背影在暮光里站了很久。远处海面上最后一抹余晖正在沉下去，天从橘红变成暗紫，从暗紫变成深蓝，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把那片巨大的绸缎一寸一寸地拉下来，盖住整片大地。他站在那片即将被夜色笼罩的坡地和工棚之间，站在放弃和撑下去之间，像站在一根极细的平衡木上。
　　
　　他转过身来，看着朱月芝。她的眼睛里有一层很薄的光，像灯被风吹了一下，晃动了一下，然后稳住了。
　　
　　“不回去。“他说。声音哑，可那两个字里的东西是实的，“三年都种下去了。不能白种。“
　　
　　那天夜里，张振勋和施密特讨论了一个晚上，第二天，张振勋把所有人叫到了工棚里。
　　
　　石匠、农工、杂役、账房，还有从巴达维亚跟过来的几个老伙计，挤了满满一屋子。张振勋站在最前面，面前的木桌上摊着那本翻烂了的葡萄病害图谱，旁边是一张新写的清单——用毛笔写的，每一行都认真而清晰。他抬起手，示意大家安静。
　　
　　“诸位，“他说，“虫害的事，大家都看见了。欧洲人当年遇上这事，死了一半的园子。可另一半活下来了。“
　　
　　他从桌上拿起一张纸，上面画着一幅简单的示意图——两条根，一条粗壮的、带瘤的，一条细瘦的、干净的，两条根被画在了一起。
　　
　　“他们找到了一个办法，把欧洲的葡萄藤，嫁接到美洲的葡萄根上。美洲的根天生不怕这种虫。嫁接好了，上面的藤照样长欧洲的果子，下面的根不怕病。“
　　
　　棚子里安静了一瞬，有人面面相觑，有人低声嘀咕：“嫁接？那是什么？把两根藤接在一起？“
　　
　　张振勋点头：“对。像给人换了双腿，身子还是原来的，可脚底板不怕扎了。这法子在欧洲已经用了十几年，有用。我们也得做。“
　　
　　“可是掌柜的，“老汤从人群中挤到前面来，“这法子我们谁也不会啊。嫁接、换根，这比盖窖垒石头难多了。我们没有懂这个的人——“
　　
　　张振勋从怀里掏出两封信来。那是他昨晚在灯下写好的，上面用英文写着收信地址——法国波尔多、奥地利维也纳。两封信，两个方向。“我请。欧洲有人懂这个。我去信请他们来。路费我出，报酬他们开。“
　　
　　他说完这句话，棚里的议论声更大了——请洋人到这穷山沟来？还是做从没做过的事？有人说“这个怕是行不通“，有人说“不如换个地儿重新种“。那些声音嗡嗡地混杂在一起，像夏天的蚊虫在耳边绕。
　　
　　张振勋没有打断他们，等那些声音渐渐低下去了，他才又开口。这一次他的声音很轻，可每一个字都像摁进泥里的桩子：
　　
　　“三年前我在这片坡上挖第一镐头的时候，有人笑我烧钱。我跟那人说十年后他会改口。如今才过了一半，我不能让这话变成一句空话。“
　　
　　他环顾了一圈满屋子的人，目光从每一张脸上缓缓经过，最后在角落里看朱月芝，没说话，可她的眼神让张振勋的心定了一些。那眼神里没有犹疑，只有“你说了算“四个字。
　　
　　“种葡萄，跟打仗一样，不怕输，怕的是还没打完就跑了。“他说，“这仗才打了一半。我还没跑。你们呢？“
　　
　　棚子里静了一息。张成卿，突然激动地说了一句话：“东家没跑，我们跑什么。“
　　
　　另一个人说：“张先生，你说了算。你让挖我们就挖，你让接我们就接。“然后是第三个、第四个、第五个……声音从零散的应和变成一片嗡嗡的、含混的、参差不齐的赞成，像春天的蜂巢被一只手指轻轻点了一下，整巢的蜜蜂都醒了。
　　
　　张振勋站在桌前，点了点头。
　　
　　“好。那我们就接着干。“
　　
　　那一年冬天，烟台的海风特别冷。
　　
　　来自法国的葡萄嫁接专家杜瓦尔先生和来自奥地利的约瑟夫·巴保——迈尔教授推荐的那个中奥混血酿酒师——在十二月初先后到了烟台。杜瓦尔是个瘦高的中年人，须发皆红，鼻尖冻得通红，下了船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张先生，我们先看地，再看根。“约瑟夫·巴保比他年轻许多，不到三十岁，穿着一件厚呢大衣，会说磕磕绊绊的粤语——是他母亲教他的，虽然腔调生硬，可张振勋听了心里一热。两个人一到就换了靴子上了坡，蹲在地里挖了整整一天的根。
　　
　　那天收工的时候，杜瓦尔坐在工棚的火炉旁边，手里捧着一杯热茶，说了三个字：“有得救。“
　　
　　他把挖回来的病根样本摆在桌上，用一根细针挑开瘤块的外壳，把里面的东西放在一张白纸上。那是一只比芝麻还小的、黄褐色的虫子，六条腿，触须极细，在纸上慢慢蠕动着。“根瘤蚜，“杜瓦尔说，“靠吸食葡萄根部的汁液为生。它在根上咬出伤口，分泌唾液，根就会长出瘤状组织来堵塞伤口，越堵越死，最后整株藤的营养输送全断了。“他用针尖轻轻拨了拨那只小虫，虫子翻了个身，六条腿在空中无力地划了几下。“欧洲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第一次大爆发，法国百分之四十的葡萄园毁了。后来美洲的砧木救了我们。“
　　
　　张振勋看着那只在纸上蠕动的小虫。它那么小，小到一根针尖就能把它碾碎，可它几乎毁掉了半个欧洲的葡萄藤。它在泥土底下，它看不见，摸不着，等你看见叶子黄了的时候，它已经在根上啃了三年了。
　　
　　“需要多久？“他问。
　　
　　“嫁接试验，最快一年见分晓。大面积推广，至少两年。“杜瓦尔把针放下，看了张振勋一眼，“而且前期的失败率会很高。十个嫁接点能活三四个就算不错了。“
　　
　　“钱不是问题。“张振勋说，“人够不够？“
　　
　　“你这里的人手，不够。“杜瓦尔摇了摇头，“需要专门培训嫁接工，每根藤都要手工接，一刀切偏了就废了。至少还要再加三四十个熟练工。“
　　
　　张振勋点了点头，转身对老汤说：“去招。工钱开双倍。山东本地找不够就从河北找，河北找不够就从河南找。只要肯学、手脚稳当的，全要。“
　　
　　接下来的两年，是张振勋这辈子最难熬的日子。
　　
　　那片坡上每天都在进行着数以千计的嫁接。嫁接工们蹲在藤架下面，用小刀把病株的根系以上齐齐切断，再把从美国进口的抗性砧木——那些来自美洲种葡萄的强壮根须——削成楔形，嵌进切口里，用麻线和蜡封好接口，然后埋进湿润的土里。每一个动作都精细得像钟表匠在修一只走慢了的老怀表，一毫一厘的偏差都意味着这根藤的死亡。
　　
　　第一次试验，三千株嫁接藤，活下来不到八百株。
　　
　　杜瓦尔和施密特蹲在地里一株一株地检查，每看到一根枯死的接穗就摇一摇头，用德语跟约瑟夫·巴保说几句什么。约瑟夫·巴保在一旁记着数据，脸色沉着，可手一直在微微地抖。张振勋站在田埂上，看着那两千多株死去的藤被一株一株地拔出来、堆在田边，堆成一座小小的枯藤山。有人小声说了一句：“又白费了……“他没有反驳，只是走到那堆枯藤前面蹲下来，随手拿起一根，摸了摸接口处干枯的切面。
　　
　　“再接。“他说，然后站起来，拍掉手上的土。
　　
　　第二次试验，四千株嫁接藤，活下来一千五百株。
　　
　　杜瓦尔的眉头松了一些，可还是没有笑。“存活率还是不够。接口愈合期太长，冬天的低温会冻伤新生组织。明年得提前一个月做嫁接，让接口有足够的时间愈合再入冬。“
　　
　　张振勋点头：“听你的。你说了算。“
　　
　　第三次试验在光绪二十三年春天开始，五千株。这一次他们选了向阳的坡面做嫁接圃，给每株新接好的藤罩了草帘，早晚浇水，天冷的时候点火盆增温。嫁接工们轮班守着那片圃子，夜里也有人在田头打着手电筒一株一株地看。约瑟夫·巴保每天记录每一株的生长数据，从接口愈合程度到新芽萌发的角度到叶片展开的日期，密密麻麻地写了三大本册子。
　　
　　张振勋几乎把那片嫁接圃当成了家。每天天不亮就上山，天黑透了才回工棚。他的腰背在这两年里弯了一些，鬓角的头发几乎全白了，走路的步子不像从前那么快了，可他的眼睛没有塌下去。那双被南洋的日头和北方的海风轮流吹了半辈子的眼睛里，有一种越来越沉的东西，像石头被水流冲刷了很久，棱角磨平了，可质地更密了。
　　
　　有一次朱月芝给他送饭，看见他蹲在一株刚接好的藤旁边，手里攥着一小截尺把长的细麻绳，正在一圈一圈地缠绕接口处的蜡封。他缠得很慢，每绕一圈就停下来看一看接口是否吻合，然后换一个角度再绕下一圈。那个动作里有一种跟时间死磕的耐心，像在跟什么东西较劲——不是跟那只小虫较劲，是跟“放弃“这两个字较劲。
　　
　　“月芝，“他头也没抬，“你看这一株，接口已经长出愈伤组织了。“
　　
　　朱月芝凑近看，接口处确实鼓起了一圈乳白色的、像嫩肉一样的组织，正在缓慢地包裹住嫁接的缝隙。那是活的证明。
　　
　　“会成的。“他说。像一个在沙漠里走了太久的人，看见远处有一抹极淡的绿。那抹绿还很远，远到要再走很远才能走到它跟前，可它在那里，它没有消失过。
　　
　　光绪二十三年，公元1897年秋天，第三批嫁接藤出圃移栽的时候，存活率第一次超过了百分之六十。
　　
　　那天杜瓦尔在圃子里抽查了一百株，活着的六十七株。他蹲在地上看了很久，然后站起来，摘掉手套，朝张振勋伸出了手。“恭喜你，张先生。你的园子可以继续活下去了。“
　　
　　张振勋握住那只手的时候，感觉到对方的手指瘦硬而有力，带着长期握嫁接刀形成的厚茧。他的手也是那样的，两只手隔着三年的辛劳和等待握在一起，谁也没多说话。
　　
　　傍晚的时候，张振勋一个人又上了坡。夕阳正好从西边照过来，把整面坡染成一片温柔的金红色。经过三年反复嫁接、补种、淘汰、再试，坡上的藤已经重新站起来了——比三年前少了一些品种，淘汰了那些最脆弱的，留下了二十多个最适应烟台风土的；可剩下的那些株株都站得很稳，叶子在晚风里哗哗地翻动着，像一面一面小旗在替他宣布什么消息。他走到最早嫁接成功的那一排雷司令前面，蹲下来，用手扒开根部的浮土，露出嫁接口的位置。
　　
　　那道接口已经长合了。伤疤还在，是一圈凸起的、颜色稍深的环形组织，像一只手腕上戴了很久的镯子留下的印痕。可它愈合了，上下两截原本来自不同大陆的植物组织，此刻已经长成了一体，彼此输送着水分和养分，相互依存，谁也分不开谁了。
　　
　　他想起三年前蹲在这片坡上挖出第一株病根时的那种感觉，像从胸腔里被掏走了一大块东西。如今那块东西又长回来了——不是原来的那块，是一块新的，带着伤疤的，可活着，而且是好好地活着。他把土重新盖回去，轻轻压实，然后站起来，从内袋里摸出那枚雍正通宝。铜钱在他掌心里是温热的，边缘被他摸了太多次，已经磨得光滑圆润，像一枚被海水冲了很久的石子。他攥了一会儿，没有说什么话，又把它放回了怀里。
　　
　　远处海面上的晚霞正在慢慢褪去，天从橘红变成淡紫，从淡紫变成灰蓝，最后的余晖在海平线上收成一道细细的金线，然后又消失了。可他不急。他知道明天太阳还会从海面上升起来，照在这片坡上，照在那些带着伤疤的藤上，照在地底下七米深的那座酒窖的拱顶上。那窖三年前就砌好了，等了三年的酒还没进去，可它还会继续等下去——等那些藤把根扎得更深一些，等果子更饱满一些，等酿出来的第一滴酒落进橡木桶里，在它怀里安安静静地待上它该待的那些年。
　　
　　他转身朝坡下走去。步子比三年前慢了一些，可每一步都踩在扎实的土地上，不虚不浮，不慌不忙。身后那片正在重新活过来的山坡在暮色里安静地站着，一千亩藤蔓在晚风里轻轻地摇，像一整片大地正在从一场漫长的病中缓慢地苏醒过来，睁开眼睛，看见了自己的根。